秦仁昌

作者:汤佩松时间:2014-11-30 04:58:27评论:0


远在我于国外读书时,即景仰秦仁昌先生大名。回国后,有幸于1935年在他到武汉大学参观时和他见面。经过那艰难的抗战岁月,在建国后,又有机会和他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共事近四分之一世纪。在此期中,我对秦老又有进一步的了解,对他的治学及为人更为敬佩。他是我国植物学家在世界植物学界的一枝独秀。


本来,中国植物学会准备在秦老九十岁的时候,召开国际蕨类植物学科学讨论会,以庆祝他从事蕨类植物学工作六十五年,但不幸他于前年逝世了。中国植物学会决定会议如期召开,并出版《秦仁昌论文选》以纪念他诞辰九十周年,嘱我为之作序。为了对秦老表示敬意和悼念,谨应命作此序言。


秦仁昌先生1898年出生于江苏武进县的一个农家。1914年考入江苏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林科,在校长陈嵘、教授钱崇澍的熏陶下,立志植物分类学。1919年毕业,考入金陵大学林学系。由于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被陈焕镛教授赏识,在毕业前两年就被介绍到东南大学兼任助教。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中国的蕨类植物全是外国人在研究,学校连腊叶标本都没有,他决心白手起家,锲而不舍地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这一想法得到陈焕镛教授的支持,并于1926年带他到香港植物园标本室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标本和文献,坚定了他研究蕨类植物的信心。


1927年,他受聘于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任植物学技师。在胡先骕教授的支持下,于1929年被派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植物博物馆,在当时世界著名蕨类学大师克利斯登生(C. Christensen)教授指导下研究蕨类植物分类学。在学习期间,经常得到美国的科泼兰特(C. B. Copeland)、摩尔通(C. U. Morton)以及瑞士的克利斯特(H. Christ)等著名蕨类学家的帮助,奠定了他研究蕨类植物的坚实基础。翌年秋,他代表中央研究院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会上结识了许多国家的植物学家,扩大了眼界。会后他到瑞典、德国、法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标本馆作短期访问。最后在英国皇家植物园标本馆及大英博物馆进行系统研究,写出七十多万字,包括11科,86属,1200多种的一部完整的中国蕨类专著。为了发展中国的植物分类学,他查阅了该馆所藏全部中国产的植物标本馆,拍摄模式标本照片18300张,并作了记录,1932年回国任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兼标本室主任。


我认识他是在1935年,当时我在武汉大学任教。由于他的建议和毛遂自荐,他离开了当时条件优越的城市,受命去庐山创建森林植物园。他送夫人回长沙治病,路过武汉来看我。他对发展林业和植物学研究的关心,给了我深刻印象。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年,江西告急,他辗转流亡到云南,建立了庐山植物园丽江工作站。他充分利用号称“植物王国”的云南有利条件,进行调查采集,经过多年的标本资料积累,对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及生态等比较研究,在1940年发表了“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系统”一文,大胆而科学地把一百多年来囊括蕨类种的90%以上,属的4/5的混杂的水龙骨科分为33科249属,清晰地显示出它们之间的演化关系。文章引起了国际蕨类学界的重视和争论,推动了蕨类系统学研究和发展,荣获荷印隆福氏生物学奖。虽然这一系统当时遭到守旧派的反对,但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在以后的年代里逐渐为许多学者所采用。


1945年他被聘为云南大学生物系和林学系教授兼主任。解放后,兼任云南省林业局副局长,领导并计划云南省金鸡纳和橡胶宜林地勘察及育苗造林工作。在这期间,他坚持不懈地研究蕨类植物。1954年发表了“中国蕨类科属名词及分类系统”,为全国各大标本室所采用。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调任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分类及地理研究室主任。1958年,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成立,他被选为委员兼秘书长,率先响应党的号召,在年轻同志的协助下,日以继夜地工作,以短短三个月时间完成第一本《中国植物志》(第二卷)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献礼。在十年浩劫期间,他遭到严重迫害右腿致残,但仍然注意国际植物学研究动态,收集资料。1978年发表了“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的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充实和发展了1954年的系统。他之所以在学术上不断取得进步,一方面是他对标本资料有很深的造诣,另一方面是具有丰富的野外经验,他经常参加野外考察,在他年逾六十高龄之时,还参加新疆综合考察。


秦仁昌先生不但是一位专业研究人员,也是一位教师,除了他培养出来的林业和植物学人材外,现在全国各地从事蕨类植物学工作者五一不是在他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没有门户之见,对任何专业、非专业、甚至反对他的人都一视同仁,有求必应,热心地在各方面给予帮助。为了使青年人能更快成长,他翻译了八十多万字的《植物学拉丁文》,编译了《现代科技辞典》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植物学部分;组织和审改《韦氏大辞典》植物学部分的译稿。他编写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的杜鹃花科在美国译为英文本。六十多年来他发表论文160多篇,出版专著和翻译15本,是国际蕨类植物学界所少有的。秦老不但专心于科学研究,也关心科学事业的发展,他是中国植物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曾任理事、副理事长。他曾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先后被聘为新疆考察队植物组组长,国家科委林业组成员,中国科学院中国动植物调查委员会委员,国际植物学会分类和命名委员会名誉主席及蕨类小组成员,《植物分类学报》主编,印度蕨类植物学会名誉委员,参加过制定国家科技远景规划,出席过全苏植物学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他是中国植物学的奠基人之一,是世界上富有贡献的蕨类学权威。正如已故美国蕨类学权威科泼兰特1947年在其巨著《真蕨属志》一书的序言中所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秦仁昌不知疲乏地为中国在科学的进步中,赢得了一个新的地位。”


今天,在纪念他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从他的大量著作中选取极小部分,代表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作品汇编此书,一方面表彰他对植物学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寄希望于后起的植物学工作者,学习秦仁昌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勤恳恳的治学态度,孜孜不倦的诲人精神,为发展我国植物学事业,脚踏实地地向前迈进。 


来源:《秦仁昌论文选》序 

关键字:蕨类植物,汤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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